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新安晚报》曾刊发我母亲龚理玉的回忆录《抗战中我的跑反经历》。今年适逢抗战胜利80周年，百岁老母嘱咐我，“你写写维懿吧，她那么小就参加新四军，不容易啊！”母亲说的龚维懿，我小她29岁叫“表姐”，她大我母亲一岁却喊“老姑”，我曾多次到北京拜望她。于是我找出采访本，仔细阅读后，在电脑上码了下面的文字，记述这位从合肥入伍的新四军女兵的传奇经历。

林佑（前左一）和她的小战友们。

童年曾和溥仪是邻居

龚姓位列合肥四大姓（龚、张、李、段）之首，声名煊赫。龚维懿的父亲龚积炳举人出身，曾任东临道台、济南道台、青岛督办等。1923年曹锟贿选时，下令山东解款50万两进京助选，财政厅长龚积炳因坚决抵制被免职。他收拾行李携眷回到阔别多年的合肥，在拱辰门四湾“龚大房”过了一段悠闲时光。1924年1月11日，夫人余氏在老宅生下女儿维懿。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了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龚积炳复回山东。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后，于1925年2月任命龚积炳为山东省长。不久，重兵在握的张作霖开始染指山东，他先是逼着已没有什么兵权的段祺瑞下令撤换山东都督合肥人郑士琦，而续派来的张宗昌在上任的第二天即给龚积炳送来一笔“搬家费”以“逼宫”，龚积炳被迫交出省长印，寓居天津。

龚维懿两岁时来到父亲身边，5岁入教会学校接触英文，自幼可谓“阅尽人间冷暖”。她曾目睹被赶出故宫的末代皇帝溥仪在隔壁张园（露香园，张彪宅）悠闲却不清闲的神态。她很反感日本兵在租界内荷枪横行，也亲历了1935年父亲因脑溢血病故，家道中落后的世态炎凉。1936年随家人来安徽宣城的龚维懿始上中学。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宣城告急。母亲带着13岁的龚维懿和其10岁的弟弟回到合肥投奔四叔龚意农（离休前为省政协副主席）。合肥这时也频遭敌机轰炸，于是龚维懿随四叔、姑妈等到四婶哥哥所在的陈家圩子避难。1938年5月14日合肥沦陷，东乡的陈家圩子被路过的日本兵纵火烧毁，幸亏他们事先已逃到邻近的四婶妹妹婆家褚老圩子暂时安家。

少年迎来新四军进驻

1939年的合肥青龙厂褚老圩，是皖中抗日“圣地”。年初，龚维懿迎来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借住。未几，四支队司令部又移驻褚老圩。在新四军挺进敌后的形势下，圩主褚峻斋毁家纾难，尽以房屋田地粮食支持新四军抗日，他也于同年参加新四军。褚老圩四面环水，南北有闸门吊桥，圩内有房屋五进100多间，圩外有300棵粗壮的橡树环列，环境好封闭性强，难攻易守，是理想的军事堡垒。

15岁的中学生龚维懿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有文化的她在这里很引人注目。白天，她跟着龚夕涛（国民党抗日将领孙立人的元配，龚积炳、龚意农之妹）参加“妇抗会”活动，晚上就和这位“四姑姑”睡在一张床上。龚夕涛任“妇抗会”理事长，龚维懿则当了区抗日动委会的妇女部长。在褚老圩里跑前跑后，龚维懿认识了四支队政治部宣传股长耿青。她在褚老圩还见到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1939年11月，参加新四军并已改名林佑、被编在四支队战地服务团的她，随部队撤离褚老圩向定远方向开辟新的根据地。1940年2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任四支队文化教员、排长。“皖南事变”后，17岁的林佑担任新四军二师四旅政治部少年先锋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她带的一批小通信兵、勤务兵、号兵，年龄均在13~15岁之间，他们平时上政治课文化课，参加军训，还承担为全旅文艺演出的任务。敌人来了他们也要参战。一次林佑和小战士们在敌人追兵迫近时，硬是一个个跳到水里，揪着马尾巴呛着马粪水过河，才化险为夷。林佑说，“我们每人的棉被只有12两（每斤16两）棉花，棉裤小腿以下的夹层是空的。洗头洗衣用稻草灰淋泡的碱黄水，居然也好用。我们有崇高的信念支撑，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

照片摄于合肥照相馆，最小者为龚维懿。

青年成为羊枣的儿媳

1943年，并肩战斗已4年结下深厚友谊但时分时合的耿青、林佑宣布订婚，并表示：“抗战不胜利不结婚”。

“那么抗战胜利那天，您在哪儿？”我问。“那天是8月15日，我在津浦路东安县半塔附近的大柳营，那是我们新四军二师政治部驻地。下午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感觉我们整整坚持了八年的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于是赶写标语张贴，又用铁皮喇叭传播，连夜庆祝。当时哪有那么多鞭炮？放完了，我们就敲脸盆，和老乡们把足有3米高的高粱秸扎成把，一把一把放火烧，游行通宵达旦。”林佑答。

1946年的早春二月，林佑在参加了于江苏淮阴县城召开的华中区工、青、妇代表大会后，得到通知，根据当时“二六八团”（26岁、入伍8年、团级）可以成家的规定，组织上批准她和符合条件的耿青同志结婚。于是林佑到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转党组织关系，准备赴东北与耿青会合。她在看望老领导、时任副军长的罗炳辉时，恰遇亦来罗家的军长陈毅。陈毅在获悉林佑与耿青的关系后，沉痛地告诉她，耿青的父亲杨潮，其实就是羊枣，是和范长江、邹韬奋、胡愈之齐名的大记者，他已于年初在杭州遇害，而耿青则是羊枣的独子。陈毅说正巧次日有一架北平军调处来的飞机去大连，要林佑和谭政夫人、朱瑞夫人顺带跟机。谁料想第二天美军驾驶员把猎犬也带上了，却借口满员不让她们登机。又过了半月，她们一行结伴坐海船到东北局报到。陶铸当即安排林佑和骑兵团政委耿青见面。他打趣地说：“耿青你看谁来了？好啦，你们在这里好好共同战斗吧！”随后耿青、林佑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中年参与中科大建校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林佑参与市卫生系统军管工作。1952年他们夫妇参加了抗美援朝。1959年，耿青奉调国防部五院（即后来的七机部、航天部），出任院党委常委、科技部部长，成为院长钱学森的助手。为了尽快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耿青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实现了从政工干部向科技行家的转变。他参与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研制，并受命负责现场发射任务。1960年耿青大校陪同聂荣臻、张爱萍、张劲夫等领导现场观看了“中华第一箭”从点火到上天到弹头分离到准确命中目标的全过程。他为国防科技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隐姓埋名20多年，1983年4月病逝前还在病榻上完成了《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的初编工作。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林佑参与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建校，任校党委委员兼无线电电子学系（05系）总支书记、副主任（系主任先后为顾德欢和马大猷），为建校初期的科大尽心竭力。1962年她调入轻工部工艺美术局，后任美术总公司副总经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她很快进入内行角色，好几项研究课题频出成果。

北京阜成路航天大院的采访结束时，林佑把航天工业的“军功章”——长征火箭模型送我留念。出门送我时，巧遇住在对面的钱学森，她还把我这个小表弟介绍给坐在轮椅上的钱学森呢！